“我们做一个设想，如果没有外戚和奸阉祸国，如果社稷一直稳定，百姓一直安居乐业，如果朝廷能够和儒士们齐心协力共建大汉，那么，在今古文经学发展的同时，在张衡、马融、蔡邕、郑玄等一代代大师的努力下，儒家学说应该有可能作出新的解释，重建新的儒家伦理以适应各种危机的挑战，推动大汉的进步，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它不可能按照百姓善良的愿望而发展，大汉还是走向了倾覆的深渊。”
“今天的朝廷要吸取血的教训，要恢复纯儒学，要让大汉的儒士们齐心协力，重新建构可以推动大汉中兴、社稷长治久安的儒家伦理学说，所以，把谶纬全部清除除经学是必需的，把新经打造成天下儒士都能接受研习的经学更是必需要做的。”
“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给各派儒士们以最大限度地学术自由，让儒学迅速恢复本原，让儒学迅速发展，这是今后新经研习的原则。”李玮坚定有力说道，“这是朝廷对官学的原则，不会改变。哪一派经学符合朝廷的原则，哪一派就是官学，这个观点朝廷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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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虑和赵松带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丞相府，匆匆赶到馆驿拜会老师郑玄，商讨对策。
丞相李玮今天召见他们，肯定不是为了安抚他们，而是要掀起一场狂风暴雨，这从他最后几句话里就能看出来。虽然他一再说朝廷坚持新经为官学，但其背后的意思很明显，新经如果不做出重大调整，前途黯淡。
李玮说朝廷希望恢复纯儒学，那么接下来，他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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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玮急召议郎王朗和郎中许混。
李玮首先对今古文经学两派儒士坚持的“反谶纬”、“反繁琐”主张予以了肯定，然后提出了恢复纯儒学的建议，并且重申了朝廷选择官学的原则：大汉的国政实践才是决定官学的唯一标准。
无论哪一种经学，只要它有利于社稷的稳定，有利于大汉的中兴，有利于大汉的长治久安，它就是官学。
李玮这番话让王朗和许混又惊又喜。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朝廷对新经中的“谶纬”和“繁琐”非常不满，有意重定官学，而首选目标就是古文经学。
两人匆匆离开丞相府。
王朗去拜会杨彪。杨彪立即明白了李玮的意思，他知道李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但现在李玮既然提出了“纯儒学”的观点，那么经学之争的帷幕就已经拉开了，谁都输不起。他即刻邀请在京的今文经学大儒名士商讨对策。
许混回家禀报自己父亲的许劭。许劭很激动，古文经学为了恢复纯儒学奋斗了两百多年，为了重新构建儒家伦理也奋斗了两百多年，现在终于等到机会了。他急速邀请王剪、许靖、崔琰、淳于嘉等人到太学会晤，商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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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作大匠赵戬、太史令马丰先后赶到丞相府。
关中马家是古文经学世家，马融大师的地位极其崇高，郑玄、卢植等人都是他的弟子。马融大师反对谶纬之学，反对注经繁琐，当代古文经学的很多学术观点都是出自马融大师。
李玮详细解释了朝廷对经学的态度后，对马丰说，朝廷坚决支持今古文经学的融合，这是朝廷当初选择新做经为官学的主要原因，只要这样，儒学才能发展，儒学才能帮助大汉中兴和推动社稷进步。“反谶纬、反繁琐”的主要目的是推进今古文经学的融合，更好更快地融合，以便快速推动儒学的发展。
“但儒学向那个方向发展，如何确保儒家伦理的重新构建符合朝廷的利益、符合大汉的利益、符合百姓的利益？”
李玮伸手从案几上拿出一卷竹简，缓缓打开，霍然是赵岐大师的《孟子章句》。
赵戬和马丰恍然大悟。李玮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说到底还是为了改制。
本朝研治《孟子》的大儒，前有扬雄著有《孟子注》，后有程曾著有《孟子章句》，赵岐著有《孟子章句》，郑玄著有《孟子注》、刘熙著有《孟子注》，还有一个就是卢植大师的弟子高诱著写的《孟子章句》，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赵岐大师的《孟子章句》。
赵岐老大人的《孟子章句》是自《孟子》成书以来，本朝儒士第一次对《孟子》系统的整理和义理的串释。在赵歧老大人看来，孟子是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传承者，是孔子之后最伟大的儒学代表，他不仅全面继承了孔子的学术思想，而且有许多创造性的发展，是儒学通统中应时而生的一个关键性人物。
孟子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当然不是王充大师在《《刺孟》中所批评的那些宿命观点，而是《孟子》的“人本”或“民本”观念。
赵岐老大人在注解《孟子•梁惠王》中着重提到了孟子的几个“人本”理念。
“治国之道明，当以仁义为名，然后上下和亲，君臣集穆，天经地义不易之道，故以建篇方始也。”
“圣王之德，与民同乐，恩及鸟兽，则忻戴其上，大平化兴。无道之君，众怒神怒，则国灭祖绝，不得保守其所乐也。”
“王化之本在于使民，养生丧死之用备足，然后导之以礼义，贸已裕穷，则斯民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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