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的战乱，几千万人的死亡告诉大汉一个事实，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所谓代表神意的谶纬根本没有意义，它既不能挽救社稷，也不能拯救无辜的生灵。
今文经学之所以迅速走上末路，原因就在于以谶纬治经。旧王朝没有了，以神意来论证大汉王朝合法性的谶纬失去了支柱，紧紧依附于王权、以谶纬治经的今文经学也就无法生存了。
至于新经繁琐的问题，和谶纬同样有关系。郑玄大师注经，引入了谶纬，神秘妖妄之说充斥其学，当然不可能摆脱烦琐的影子，另外，郑玄大师注《易》的时候，沿用的是本朝象数易学的方法，爻辰、卦变、互体兼采，自然烦琐。还有一个原因是郑玄大师偏重于古文经学，热衷于辞训。古文经学的训诂也有琐屑之病，故郑玄大师在融合经今古文的过程中，无论对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存在着反繁琐的问题，他以一人之力，当然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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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玮望望神色凝重的两位大臣，语气渐渐沉重起来。
“对于朝廷来说，选择何种经学为官学，只有一个标准，一个唯一的标准，那就是是否有利于社稷的稳定，有利于大汉的中兴，有利于大汉的长治久安。”
“大汉的国政实践才是决定官学的唯一标准。”
郗虑和赵松霍然而悟，李玮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让他们立即意识到新经危机的根源所在。
“当初朝廷力推郑玄大师的新经为官学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当时今、古文经学两派争论激烈，隶属于经学两派的朝中大臣各不相让，为了缓解朝中矛盾，迅速推行新政，朝廷才选择了这种融合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学。”
“古文经学一直‘反谶纬’，王充、恒谭、尹敏、张衡等大师都是如此，到了马融、赵岐大师这一辈，还是如此。”李玮说道，“新经成为官学后，对于古文经学来说是一种打击。两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古文经学家们前赴后继，一直想让古文经学成为官学，但最后却被刚刚兴起的新经夺取了官学的位置，由此可见他们心中的失落和愤懑。”
“这个时候，今文经学成了古文经学的盟友。今文经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失去了官学位置，不能对朝政继续实施影响了，但过去研习今文经学的大儒名士们几乎都是兼习两派经文的‘通士’，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更是如此，所以他们很快就能转变研习方向，继而和今文经学的儒士们一起，举起了‘反谶纬、反繁琐’的大旗，共同对抗新经，试图把新经赶出官学，让古文经学坐上官学的位置。”
李玮轻轻敲了一下案几，加重了说话的语气，“你们想想昨天的太学争论，最后站出来攻击新经的是谁？是关中马家，是马融大师的后人马丰。是许混，是许劭大师的儿子许混。这两个人站出来支持王朗、高堂隆，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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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内陷入了沉默。
“谶纬之学，今文经学融入其中不分彼此，古文经学也大量采用，相比起来，新经中的谶纬并不算严重。”郗虑慢慢说道，“现在今古文经学儒士突然提出，经学应该在兼采今古文两经的基础上，完全剔除谶纬，是否太过极端？”
李玮摇摇头，郑重说道：“朝廷曾三次下旨，收缴谶纬书籍，反谶纬的态度非常明确。”
“谶纬神学所宣扬的符瑞灾异说，其用心未必坏，但效果却极为恶劣。本朝大儒王充在《论衡》中对谶纬有过评论。谶纬神学或许在光武中兴时期、大汉重建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但当社稷恢复稳定后，这种学说的负面影响随即远远超过了其积极意义，它所宣扬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只能导致百姓对天子、朝廷和国策的极度不信任。”
“王充大师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符瑞灾异说虽然有其文化底蕴，但朝廷必须放弃以符瑞灾异为主的谶纬神学，这样才能真正恢复纯儒学，恢复纯儒学的精义，才能对社稷有益，对百姓有益。”
“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看，王充大师在《问孔》、《刺孟》诸篇中的话，与其说是对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学传统的诘难，不如说是基于本朝儒士们对儒家精神的曲解而发出的恢复儒学真面目的呐喊。”
“古文经学的儒士们多年来，一直试图通过对儒家伦理的重新建构，为大汉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国策，以扭转社稷的衰落和制约祸国奸佞对社稷的危害，但在外戚和宦官的双重打击下，他们的愿望落空了，他们自身也受到了迫害和打击，这种残酷的事实刺激了那些有心救国的儒士，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怎样才能真正挽救社会危机，而又不至于因爱国忠君而作出不必要的牺牲。”
“这些儒士们冷静反思的结果，就是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要么拒绝出仕，搞纯儒学研究、培养弟子，要么采取迂回攻击之术，这使得朝野争斗更加复杂化、激烈化，朝廷无奈，对那些反抗不止的儒士们实行了禁锢之策，就是党锢之祸，结果是什么？天下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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