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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爆发争论后的第二天，李弘在府内宴请了郑玄大师的三位弟子崔琰、郗虑和赵松。
大将军仔细征询了五室明堂制的事。如果朝廷在三雍建设中采用五室明堂制，以《周礼》做为典章制度的基础，那么它会不会和郑玄大师在“新经”中关于“三礼”并重的学说产生冲突？会不会影响到“新经”在官学的地位？会不会影响到中兴策略的大方向？具体到新政策略上，朝廷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做出何种策略调整？
崔琰说，在“三雍”中采用五室明堂制，和郑玄大师的“三礼”学说并重没有冲突，相反，它非常有助于“新经”地位的巩固。
朝廷以“新经”为官学的时间很短，尚不足十年，“新经”的地位根本没办法和今、古文经学相提并论，也没有办法迅速消除今、古文经学之间长达两百多年的争论，因此，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利用各种办法不断巩固“新经”的地位，维护和提高“新经”的绝对权威，断绝今、古文经学对“新经”的攻击和挑战。只有“新经”的地位提高了，成为大汉官学的绝对权威，今、古文经学之间的争论才会渐渐减少直至消失，今、古文经学才能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融合，朝廷在中兴策略和新政才能稳定下来，才能在“以民为贵，隆礼重法”的正确方向上持续推动和发展。
这两年来，中兴策略之争、平叛策略之争、新政政策之争，乃至于定都之争、三雍建设之争，表明上看是策略之争，其实它的背后是权力之争，但权力之争的根源是什么？是官学之争，是学术之争。
无论是研习今文经学的大臣、研习古文经学的大臣，还是研习“新经”的大臣，因为观念、理念的不同，在中兴大业上所采取的策略当然也不同，但只要让自己所研习的学变成官学，成为大汉的权威官学，那么他们就能控制决策权。控制了决策权，也就控制了朝政，也就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权柄。
官学、决策、权柄，这三者是相辅相成，是一体的。
现在“新经”是官学，研习“新经”的北疆士人、北疆武人，包括我们这些师从郑玄大师的弟子、门生都位居高位，我们控制了朝廷的决策权，控制了大汉的权柄。
研习今、古文经学的大臣，包括他们的门生弟子，包括他们的亲族故吏，他们有他们的中兴策略，他们认为我们的中兴策略有明显的错误，会导致中兴大业失败，会把大汉再次推向败亡的深渊，所以他们要抢夺我们的权柄，要剥夺我们的决策权。
在不影响朝堂上的稳定，不影响朝堂上的权力平衡，又能轻松自然，以最小代价达到这个目的呢？很简单，改变官学。
当初朝廷在制定中兴策略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官学。官学不能修改，中兴策略就无法得到正确的制定和实施，但当时朝廷中研习古文经学的大吏占据了绝对优势，而今文经学做为大汉两百多年的官学，其地位极其稳固，难以憾动。这时郑玄大师突然到了河北，兼采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随即异军突起，在今、古文经学激烈搏杀、两败俱伤的情况下，“新经”出人意料的成为大汉的新官学。
“新经”虽然兼采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但相对来说，偏重于古文经学，这是它当初能得到朝廷的支持，并成为官学的重要原因。
随着朝廷收复的土地越来越多，朝廷的机构越来越庞大，各地士人也纷纷进入了朝堂，朝堂上研习今文经学的大臣骤然增多。与此同时，朝堂上的权力争夺越来越激烈，中兴大业的推进速度越来越快，而朝廷里研习古文经学的大臣和研习“新经”的大臣在中兴策略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于是，研习今、古文经学的大臣们为了制定和实施符合自己利益的中兴策略，马上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控制朝廷决策权的以研习“新经”为主的大臣们。
今、古经学两派联手对付“新经”一派，朝堂上的权力斗争随即愈演愈烈。这两年朝堂上纷争不断，也正是因为如此，而这次“明堂制度之争”总算把这场争斗推到了高潮，双方不争个水落石出，誓不罢休。
争论的结果不是胜就是负，没有平手之说。
如果“五室明堂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新经”地位的稳固毋庸置疑。官学上的稳固，影响到朝堂就是北疆系控制朝政，控制中兴策略的方向，北疆系的官员将得到大量任用。
如果“九室明堂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新经”的地位将受到严重打击，虽然因为今、古文经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新经”还能暂时维持官学地位，但它的影响力会急速下降，刚刚建立的权威会荡然无存，而各地公、私学堂很可能会放弃“新经”，转而继续教授今、古文经学。久而久之，朝廷放弃“新经”为官学是一种必然。
官学上失去了权威，做为儒学基础的礼制发生了变化，中兴策略随之发生变化，虽然这种变化暂时对朝堂的影响不大，但随着时间的延续，中兴大业的不断推进，这种变化会逐渐显现，并最终控制中兴策略的大方向，而北疆系也会逐渐失去决策权，并最终失去对朝政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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