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王的称呼已经定下,新朝的国号,基本定为“燕”了。
一朝国号,不是乱来的,大致由几种方式确定。
第一种就是地名,比如秦朝是由于它的始祖住在秦地而得名;汉朝是因刘邦被封为汉王,拥巴蜀汉中一带地区而来;宋朝则是赵匡胤原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认为此地乃龙兴之地,改国号为宋。
第二种则是爵名,比如晋朝司马氏受封河内温县,因温县本是晋地,所以建号为晋;隋朝杨坚称帝前,承袭了其父隋国公的封爵;唐朝自不必说,唐国公李渊……
不过从后世看,许多朝代尤其是割据政权的国号,又多取自先秦时期的北方诸侯国名,北方诸侯国名特别受青睐,比如周、秦、魏、晋、唐(为晋的别号)、燕、赵、齐等等。
至于南方的楚、吴、越等,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很是煊赫,但在受欢迎程度上,明显不如北方诸侯国名。
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华夏,位于北方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楚、吴、越不过是南蛮政权。
故而北方诸侯国名,可寓示着华夏文明正朔,而南方诸侯国名,总有种偏安一隅的感觉,即便是江南人也都这般认为。
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起初称吴王,后来正式称帝时,又改为“明”,就是因为作为大统一王朝的国号,“吴”太不合适了。
综上所述,国号不是随便想一个名字,就可以取的,很多事情都是深入人心,更改不得。
对于李彦来说,他的根据地是燕云,本就是燕国故土,而有宋一朝,又心心念念想要收复燕云,他以燕为号,不仅稳固了自己的基本盘,也让天下人心更加归附新朝。
国号既为燕,都城自然定在燕京。
这并不是网络鼓吹的所谓“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而是国都在此,对于国家的战略格局相当重要。
后世史学界有一种观念,明成祖朱棣最关键的一个贡献,就是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
当然朱棣有他自己本身的考虑,因为燕京是他的大本营,登基后的统治,与南方乡绅地主阶级也一直不对付,才有了坚定的迁都想法,但这个决定,也确实改变了明朝接下来的统治格局,避免了北方被异族随意蹂躏的祸患。
李彦的目的同样在于此,他心里对于新朝的版图是有规划的,在这个规划下才有了燕云为新都,比起接下来设为直辖府的大名和汴梁都要合适。
金仁存区区一个高丽臣子,自然不可能知道其中的讲究,休息一夜后,以高丽副使的身份,加入使臣队伍里,一起向着皇宫而去。
燕京的皇宫位于西南一隅,是辽人修建的,由于辽国皇帝分四季逐水草而居,四季捺钵才是他们真正的行宫,所以燕京宫城不合礼制的地方极多,显得有些简陋。
当称王仪式开始准备后,就有官员提出,按《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帝都营建原则,在燕京城北建造新的皇宫。
李彦对此没有否决,却推迟了建造时间。
皇宫确实不可能将就,这不是节俭不节俭的问题,杨坚算是比较节俭的帝王,在建造大兴和太极宫时都毫不含糊,因为这是凝聚国运人心的行为。
什么地位的人就要做符合地位的事情,九五之尊住的地方破破烂烂,不合礼制,那不是爱民如子,那是自己给自己找事,该建造的要建,别像杨广、武则天那样瞎折腾就行。
所以一旦定都燕京,就必定要新建皇宫,但时间上要往后推迟推迟。
毕竟建造一座符合天子规模和规格的宫城,花费太大,举个与燕京联系最深的例子,三百年后修建的北京紫禁城。
紫禁城于明成祖永乐四年开始建设,到永乐十八年才建成,单单是准备工作就持续了整整十一年,朝廷派出无数匠人,奔赴全国各地,去开采名贵的木材和石料。
具体的采集工作,还是各地老百姓做,珍贵的木材多生长在崇山峻岭里,百姓冒险进山采木,很多人为此丢了性命,“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就是形容这种代价。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而那还是在朱棣统一了全国的前提下,在称王阶段,李彦是不准备兴如此浩大的工程,称帝后再正式施工也不迟。
接下来的战争,必然有大量的奴役,一部分北上修长城,另一边部分可以充作营建皇宫的苦力,再将工期延长,减轻负担。
李彦已经对工部下令,修缮现有的旧王宫,让它到达能够承担中枢行政和后宫居住的基本条件,同时让工部官员给出新皇城的具体营建规划。
对此各国使臣也有耳闻,为之啧啧称奇。
相比起他们国家里面,那些喜欢修奇观的统治者,此举才是真正的仁德爱民。
从种种处事细节,他们也越来越相信这位燕王殿下,能够真正统治这片最为富饶的天朝上国。
所以四更刚至,天色仍是黑沉,王宫前的街道已经变得热闹起来。
各国使臣起得极早,都提前要求驿馆的吏员领着他们,来到王宫集合。
然而等他们到达时,发现乡军团上下、各州县官员,乃至梁山好汉们,都早早侯在了这里,有些人甚至摩挲着大脑袋,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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