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瑛从本子上移开视线，抬起头，目光所及是满柜的遗物。
那年严曼猝然离世，他们在她办公室里找到大量抗抑郁处方药，结合她那段时间郁郁寡欢的表现，都认为她可能是受药物影响做出了不明智的选择。
事发现场是新希新建的办公楼，当时连大楼环形走廊上的围栏都没来得及装，楼里自然不可能有人办公，因此事发时一个目击者也没有。
那段时间严曼的婚姻也岌岌可危，生活仿佛被各种复面能量围困，加上事故现场的勘验结果也没有显示出他杀迹象，报道中对真相的猜测就更倾向于自杀。
宗瑛合上本子，将它放回原处。
事情过去了十几年，曾经的蛛丝马迹早在漫长岁月中被冲刷得所剩无几，已很难再回头探寻真相，但有一点宗瑛能够确信，严曼的离开原因不该是自杀。
她一向坚韧努力，对学术负责，对工作负责，对孩子负责，不会无端地一言不吭就挥别人世。
当年那些对她“轻生、不负责任”的指责，那些毫无意义的可惜与假惺惺的同情，那些在她死后关乎遗产的争夺嘴脸，都曾清晰烙在宗瑛的年少时光里。
那时的宗瑛沮丧又厌恶，却无力离开。
外婆遭受沉痛打击一病不起，由小舅舅接出国休养，而她只能留在这里，形单影只地度过一天又一天，板着脸寡言少语地活到现在，宗瑛甚至记不起小时候的笑颜。
玻璃柜门上浅浅印出她的脸——寡淡的、不生动的一张脸。
她试图撑起两边唇角来表达笑意，却是不熟练的僵硬，最后只能放弃。
宗瑛尽力平息心中翻起的骇浪，在满目母亲遗物中为外婆翻找一册薄薄通讯录。
外婆出生于淳安古城，家里兄弟姊妹早早地各奔东西讨生活，此后一别多年再难相见，好不容易打听到一二，又恰逢严曼去世，就再没有联系。那时候留下来的电话号码，或许早已变更易主，其实就算找到通讯簿也未必能寻到故人了。
但人至垂暮身处异国，对故乡故人的惦念是最后的执着，不管怎样还是要试一试。
宗瑛几乎翻遍书柜，最后在一堆笔记本里找到了它。
单薄纸张稍稍变脆，墨迹只有些许晕开，并不妨碍辨认。
宗瑛抬手关柜，百般情绪仿佛也在柜门关闭的刹那，都被封锁其中。
外婆的归国也为宗瑛提供了绝好的借口。
薛选青晚上再找她，问她休假事由，她索性答复：“外婆回国了，要陪她寻亲。”
这理由充分且正当，简直无可指摘。
但薛选青到底不打算全信她，讲：“寻亲的确是重要事情，但你这次请的假长得离奇，除了事故和病休，我实在想不通还能有什么别的理由能让上面批这么长的假给你。宗瑛，我晓得这样逼你不妥，但我希望了解你的难处。有些事情固然只能一个人去受，但情感上有人分担或许会轻松一些，你讲有没有道理？”
宗瑛闻言沉默，她明白薛选青是出于百分百的好心，但现在并不是摊牌的时机，于是答道：“选青，你再给我一些时间，会很快的。”
薛选青认真想了一想，同意了，但也讲：“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一定不要钻牛角尖，答应我。”
“好。”她亦同样认真地应了下来。
八月的上海，温度丝毫不降，浮在空气里的每一粒尘埃都滚烫。临近月尾，终于连下两场暴雨，城市久旱逢甘霖，在雨水退去之后，天地迎来一种潮湿的干净。
这期间宗瑛和章律师见了面，表达了自己的财产处理意向，但因谈话时间有限，这件事并没有能够深入，章律师只能与她另约日期。
按照原来计划，她应该尽早处理完这件事，即刻入院手术，但外婆回国这件事打乱了她的安排，索性就将一切都推后了。
9月1日，外婆回上海，宗瑛去机场接她。
小舅舅工作极忙碌，实在腾不出时间在上海久留，几乎是将外婆送到，就又要匆忙返回，因此接待和陪伴的工作也就都落在了宗瑛头上。
外婆是个很有趣的老太太，除外公和严曼接连去世那几年外，其余时候她都十分达观活泼。
宗瑛开车带她回公寓的路上，老太太望着车窗外感慨：“是什么都变了，还是我老得连以前上海的样子都不记得了呢？”
宗瑛余光掠过窗外，她从1937年回到2015年的刹那，也曾有此同感，遂回：“是上海变了，外婆。”
外婆眸光里蓄起一些上了年纪独有的伤感：“变得我一点都不认识了。”大概是察觉到气氛不对，话音刚落，外婆就又换了话题，同宗瑛表达歉意：“你今天是请假了吗？看来我耽误你的工作了。”
宗瑛说：“我攒了一些年休假，好好陪你。”
“不陪也不要紧的，我还晓得怎样到网上去订车票，我自己去杭州也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却当我老得什么都做不成了，其实真的没有关系。”外婆讲话有一种不紧不慢的老腔调，令宗瑛突然想起盛清让。
她很久没见他了。
这么多天，他一次也未在699号公寓出现过，而她给的那张信用卡，从8月21日之后，就没有再推送过任何的消费提醒。
盛清让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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