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帅国之栋梁、深明大义，自从军至今，心中所想，无不是为百姓谋福祉、为朝廷分忧难。然而贼势披猖，其余官将暗弱，左帅要以一己之力撑起我大明的半边天又谈何容易。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继续保我明土之太平，不可无左帅，而左帅又不可无钱粮以资兵将驱使效力。因此特差小人来鹿头店，为大阜山银矿作计议。”左思礼滔滔而言，似乎在他心中，大明朝的天下全扛在左良玉一人肩上，他看到赵当世不住点头，心中满意，转言道，“然而左帅急公好义、周人之急的秉性世人皆知，而今贵营初来必定亟需军资，他素敬大人为人，故而便也设身处地想到了贵营的难处。因此打算，将这银矿之产出，与贵营相分。共得好处以资军用，携手匡扶我大明江山。”末了，更添一句，“若换作旁人，得不到他老人家青睐，是绝不可能得到这份照顾的。”
赵当世边听边想：“这左思礼说得好听，可剥茧抽丝不过是左良玉忧虑我进驻鹿头店独吞了大阜山银矿的好处，才派这左思礼来提个醒。”但是，想到这里，不禁触动了他这几日一直在思虑的一件事。他为了这件事，前前后后与昌则玉、侯大贵等营中文武商谈不下十次，至今尚未能定计。左思礼此来，正有不谋而合之意。
这件事，归结到底就是一个字——钱。
从前赵营依旧为寇时，赵当世虽说也时常为钱粮问题所困，但总的说来，那时候部队处在一个不停流动的状态，对于军资钱粮的短缺其实还比较好解决。无非就是多抄掠或者是暂时降低将士的生活成本，最最简单的开源手段罢了。非常时节，营中上下对困境常心理准备，所以每每遭遇难关，咬咬牙都能挺过去，可是，这样的情况，随着赵营归顺朝廷，获得了暂时的安定而不复存在。
钱粮使王来兴与内务使何可畏曾给赵当世细细算过账。
首先，这时节不论那些整日价苍惶度日、饱一顿饥一顿的流寇，单论明廷普通野战官军的平均薪资水平，大抵可视作日银三分加日米一升五合，若是马军则额外要加日银二分、日草一束、日豆三升等等。
赵当世接受招安后，放言要“全军同享富贵”，承诺先将兵士待遇与官军持平，所以立下军令，将军资白纸黑字写了下来，以安军心。具体每名普通兵士日银二分、日米二升，米按日给、银按月结。这样的条件，只要能坚持实现，其实比经常遇到欠饷缺粮的陕、豫官兵们要好上不少。
之所以要这么做，赵当世也是未雨绸缪。湖广势力纷杂，就看官军中，表面其乐融融，相安无事，其实私底下互相攻歼、互撬墙脚的事从来不绝。倘在待遇上与别家营头相去甚远，军队的凝聚力可想而知。而且失去了以对抗官军、劫掠屠城为的激励手段，一旦兵士在艰酸的条件下倦怠，军心很容易动摇，再想将一落千丈的失望重新振作，必然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再有一点，便是赵当世体恤兵士，他认为吃饱饭是兵将们天经地义应该享受的最基本权利，如果主帅连全营上下的温饱都解决不了，那便不配统兵驭将，也没资格奢望沙场折桂。简而言之，他赵当世可以受委屈，赵营的兵“不能受委屈”。
赵营当前三军一营，总计有一万出头的人，马军将近一千五百。纵然将这些人全算成是最基本的步兵，将米、豆等全都折合成钱，赵营每个月也要为这一万二千人支付将近二万两银子的开销，依次一年下来，加上其他杂项开支，军费会在二十五万两上下浮动。
赵当世还质疑这估算的准确性，何可畏拿出册簿一项一项对给他看，他方才接受现实。
诚如前言论及，部队一旦招安定下来，便失去了抄掠这么一项最直接的大头经济来源。赵当世才切身感觉到，要自己凭空拿出每年二十五万两的钱来，谈何容易！
钱的问题，在大明朝、在流寇以至于关外，广泛存在。有手段的，比如张献忠、左良玉这种，通过各种渠道补贴军用；没手段的，那就只能叫天叫地一无所应，乃至最终兵士哗变，营毁军散了。
此外，根据王来兴与何可畏的交底，营中目前还存有粮草一万五千石、钱五千八百两，再怎么勒紧裤腰带，也只够支持全营两个月顶多。
赵当世因此而愁。
赵营规模远超正常参将援兵营的兵额，向朝廷绝要不到足额军饷，所以无法指望朝廷，要维持一定规模，必得自行筹措钱粮，解决钱粮问题也就成了赵营现阶段的头等大事。
几次会议下来，营中高层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认为要解此燃眉之急，所赖的无非还是“开源节流”这四字真言。
先说“节流”，经过营中各派激烈的讨论后，赵当世最终拍板定论，一万两千人，绝不是现在赵营能支撑得起的常备军数目。就看左良玉，那般财源广进，手中捏着的也不过五千来人，一如当初四川总兵侯良柱，把控了几乎所有的川陕通路，兵也多不过五千。这当然一方面是怕人数过多引起朝廷猜忌，另一方面也着实是疲于养兵的负担以及练兵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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