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东京同盟会分裂后,谭人凤、宋教仁等对孙文深感失望的同盟会领导鉴于国内飞速变化的局势,深感时间紧迫,迅速回国,策划在长江中游策划起义。
谭、宋等人并不是要策应蒙山军南方军的北伐,而是着眼于自己的利益,图谋在推翻满清后如何在未来的政治版图中有自己一块地盘。
反清是肯定无疑的了,现在大家都站在了反清的立场上了,不过人家蒙山军有兵有枪有实业,而同盟会自己无钱无兵,唯有一腔热血而已。
其实,同盟会在长江中游还是有影响的,至少比蒙山军强。蒙山军除了在武昌有一个运转的不是很好的情报站外,基本没什么力量。
自1906年冬湘赣起义失败后,一部分同盟会领导即意识到了军队的重要性了,他们将工作的着眼点放在了湖北新军上,开始着手向新军渗透。
湖北新军(也包括江宁第九镇)与北洋新军最大的不同是湖北新军更重视招收留学归国人员与知识分子。或许是张之洞这位手创湖北新军的个人性格使然,湖北新军中知识分子的比例相当高。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湖北新军更关注时局,更容易民族意识觉醒。当满清内外政策连连失败,不免导致新军官兵对朝廷失望甚至绝望,从而接受排满思想,以寻求救国之路。
至1909年,湖北新军中出现了两个秘密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成员基本是新军士兵以及少数最下级军官。虽然不是同盟会直接领导的下属机构,但基本接受了同盟会的反满思想,建立了机要、交通、庶务等部,决心以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满清,重建国家。
组织是需要活动的,活动即需要经费。文学社和共进会的经费几乎都来自士兵的军饷。值得钦佩的是,这些最底层的士兵们拿着最低的军饷。却不乏积极踊跃地缴纳“会费”。文学社规定,成员需缴纳军饷的十分之一,那些家境贫寒的士兵宁可少给家里寄钱,也从不欠交少交“会费”。共进会则采取自愿缴纳的方法。经费便有些拮据,但还是涌现了一些感人的事例,会员刘贤构是个布贩子,竟然捐出全部的资产导致破产,刘振武出卖了家乡的田地竹山以充革命经费,居正为了募集经费,竟然与孙武等人去偷广济寺里一尊金佛,邹水成发现婶娘有一些值钱的首饰,索要无果下竟然求军医配药迷倒了婶子,偷出来变卖。
但这两个组织之间却缺乏合作。甚至有些敌视。既有争夺成员引起的矛盾所致,也有领导人之间的龌蹉。两个大方向一致的反清组织,彼此间却没有有效的合作。
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的高级军官们并非一无所知,但一直以来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士兵们的串联密会没有采取很激烈很彻底的措施。尤其是被士兵们称为黎菩萨的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更是宽容。前几年对于剪辫还是很在意的时候,黎元洪对于手下士兵剪辫的行为也只是开除了之,并未深究。
龙谦突然在广东举事,山东、关外迅速响应,原先看不到希望的反清大业一下子露出了绚烂的曙光。新军中的革命组织精神为之一震,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这些身处下层的官兵市民虽然不能知晓朝廷乃至蒙山军的军事计划,但蒙山军已入湖南的消息早已传遍两湖。他们知道,蒙山军的目标一定是武昌。
那就干吧!在蒙山军逼近武昌的时候举事,一举夺取武昌城!至于如何和蒙山军合作,如何成立新的政府,他们却没有定计。
“勘电”一出,武昌震惊。局势顿时紧张起来。7月30日,同盟会会员、1906年参加过湘赣起义的共进会总理刘公意识到第八镇或许会调往前线抵挡龙谦的蒙山军,于是向会内主管军事的“部长”孙武提议,立即联合文学社同仁,捐弃前嫌。共同应对时局。刘公对孙武说,蒙山军北伐,清廷必定使用湖北新军对抗之,虽然龙谦曾杀害我们的同志,但蒙山军举事,却是推翻清廷的最佳时机。文学社在军队中势力不小,我们当联合他们共商大事。
孙武同意刘公的意见。他也是同盟会会员,不过比刘公资历浅,认为应当立即联络同盟会高层,最好让领袖们来一两人主持大局。刘公同意,于是孙武准备动身去上海联系同盟会。又过了两日,第八镇全镇集合,很快就南下长沙了,大批有志举事的官兵被裹挟着上了战场。
可能的举义黄了。
刘公不甘心,他不是军人,自然留在了武昌,发现黎元洪的部队并未南调,于是找到在四十一标当兵的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再次表述了自己借机举义的意思,取得了蒋翊武的赞同。两派还未商量出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长沙之战已经打响了。
第八镇既为主力,当然要承当最艰苦的任务。长沙以南以西有山岭为屏障,判断蒙山军主力将沿湘江河岸攻击长沙,所以,张彪与岑春蓂、俞明颐商议,以第二十九标守卫长沙以西的制高点岳麓山,以第八镇主力三个标前出长沙,占领城南湘江东岸高地,只要守住制高点,长沙就不会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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