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虽大,好战必亡,这个道理,我想大元首肯定是能明白的。”
杨浩在宴会上的一番发言,在结束之后很快传遍京城内外,到了第二天,基本上全国各地重要人物们都听说了。
既然他被视为大元首的意志代表,那么他说的话自然也是出于授意,也就没有人再去争执是不是他信口开河。国家大事上,不管多年轻的人,只要参赞军机,那是绝对不能胡说八道的。
当成了真事儿,就得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利弊得失评估。结果好坏,关系到他们最终能落下多少好处。
作为保守派的一帮老夫子们,当然不认同杨浩的言论。什么以战争促进国家改革进程,这岂不是等于在国家经济躯体上划一道血口子,整日不停的放血吗?再怎么强盛的国家,能经得住这么折腾法儿?不妥,相当的不妥啊!
打仗,就得死人,哪怕是武器装备兵员素质人数全面占优的情况下,不测灾祸时有发生,终究不是幸事。最好莫过于偃武修文,关起们来过自己的日子,所谓君明臣贤,四海宾服,此之谓也。
传统道学先生们如今也都学会了利用报纸宣传自己的理念,顽固守住一方阵地,坚决不与政府推行的新中华文化整理运动相妥协。在他们看来,那是要断了千百年来流行于天下的公约良俗,是非常不可取的。
这种人数量相当不少,引经据典的很是能做一些花团锦簇的花样文章。
不过这看似老成谋国之言,立即激起了一大群青年先进的反击。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廖仲恺,宋教仁......数不清的新兴学者运笔如刀,针锋相对的狠狠驳斥。
更有一位姓周笔名鲁迅的青年评论家,毫不客气的直接骂道:“千古以降,尔等可曾培养出一位圣人君主?所谓君明臣贤,恐无出北宋之右者,然宋朝两次被灭国,皇帝被人拉去耍猴戏,嫔妃公主当了军妓,祖宗骨头都要挖出来当夜壶,这便是你们想要的四海宾服?莫不是在满人打压之下弄坏了脑袋吧?我且不说一帮酸儒是如何卑躬屈膝装孙子做人的,尔等不是只需要有官做,便是祖宗也卖得么?”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这种话显然不能用在周先生身上,他快意恩仇的如椽巨笔杀伤力十足,登时引起一片公粪乱泼,八成火力立即对准他杀将过来,这拉仇恨的手段,堪称天下一流。
他倒是一点都没说错,千古以来的儒生们,只要有官做,他们其实不在乎谁当统治者,或者下边老百姓过的怎么样。对着蛮夷弯弯腰低低头,那也没什么,反正老子有官当,合起伙来拼凑出个“某某盛世”,就能对孔圣人和自家都有了交代,何乐而不为?
如今的新朝却改了制度,读书好也未必能当官,当官就得整天累得跟三孙子似的,这怎么能行?必须得改!
此外,这新潮大元首不称制,明显不符合世界总的潮流---君不见列强各国,多数是君主在堂,越是强大如英德俄,越是典型的贵族辅佐贤明帝王,中国有数千年传统,岂能随便改啊!
只是有些事做得说不得,遮羞布还是要拉一匹来。被人一下子揭开了,这便是要结私仇么?
报纸论政变成了打文字仗,因为全国推行白话文,先天上占优势的年轻一代玩的尤为熟络。老夫子们脑袋跟不上时代变化,诸多新鲜词儿根本不明其意,更不知道怎么用了。
于是乎,战斗一旦开打,周先生自己就顶住了起码一半的炮火,其他年轻学者纷纷出手,有助拳的,有叫好镇场子的,有另起一路夹攻的,精彩纷呈,那叫一个热闹。
大元首一如既往的,并不直接参战,也不对此作出什么乾纲独断的指示,除了让宣传监督部门认真做好把控筛选之外,任由他们吵得天昏地暗,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
但这一次却与以往不同,甚至超过当年与满清朝廷统领下的力量碰撞的激烈,尤其是全国报业的全面展开,电台广播的普遍推广,杂志的开办,舆论阵地的复杂性和影响力成千上万倍的增长。可以说,超过大半的国民都会被影响到。
这比起清末时期,只有数千万识字人才能被影响的格局,天差地远。
谭嗣同和严复两位党魁,都是论战中的高手,在亲自关注一段之后,也有些坐不住了。
他们很清楚,之所以搞成如此空前激烈的状态,关键是按照杨浩说出的那些话去推断,新朝文化整理与改革一旦全民推进,旧理学家们那套学习为当官---当官就能成为人上人---当官就能兴盛家族发财致富的理论,将从根子上被挖掉。尤其对务实、务虚和当官不做事的批评,更是直接戳中了他们的隐私。
自古以来,当官的还不都是为了少受劳累么?真要当官为民做主,那也是老子做万民之主,我说让你们怎么着就怎么着,道理正义是非都是我铁口直断,一语定乾坤。
杨浩却要真的把官员变成公仆,这绝壁不能忍啊!
甚至想的更深一些,以新朝的制度推行下去,宋儒以来的道学理学极可能要被全面推翻,无论朱熹圣人还是王阳明圣人,到时候都可能被从神坛上请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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